道德批评的选择：艾略特与白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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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T. S.艾略特师承欧文·白璧德。艾略特一方面承继了老师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沿袭白璧德对道德和古典主义问题的关注，主张白璧德对教育实用化趋势的看法等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坚持“追求和怀疑”“吸收和抛弃”并存的姿态，与白璧德围绕宗教本质、人文主义与宗教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表达了人文主义只有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方可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艾略特试图在人文主义的信条和纪律与基督教的同情和宽容之间寻求一个可能的平衡点，这一主张在当时看来颇有新意，也颇具前瞻性。在文学批评史上演绎了近现代版“吾爱吾师，也爱真理”的学术传奇，艾略特为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批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
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Title
The Choice of Moral Criticism: Eliot and Babbitt
Abstract
T. S. Eliot was a disciple of Irving Babbitt. On the one hand, he inherited Babbitt’s critical stance toward Romanticism, carried on Babbitt’s concern with issues related to morality and Classicism, and advocated Babbitt’s academic views about the trend of pragmatic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Eliot insisted on adopting, side by side, the strategies of “pursuit and doubt” and “absorption and abandonment,” thus launching a series of scholarly debates with Babbitt on the nature of relig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sm and religion, and other issues, and claiming that only through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uld Humanism take root and grow sturdily in American society. Eliot attempted to strike a probable balance between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Humanism and the empathy and tolerance of Christianity. At the time, such a concept appears to be novel, but certainly forward-thinking. Eliot reenacted a modern-day academic legend of “Teacher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and in the world as well.
Author
Jiang Hongx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is research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Email: jhx-in@hunnu.edu.cn
道德批评是西方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采取道德批评的立场，善恶的判断成为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Amicus Plato，sed magis veritas），亚里士多德既继承“师说”，又批判“师说”，这正是他对老师柏拉图学说选择道德批评态度的真实写照。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一方面汲取老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3—1933）的思想和学术养份，继承了白璧德在批评浪漫主义、关注道德问题、推行精英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白璧德在宗教观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演绎了一段“吾爱吾师，也爱真理”的学术传奇。
01
哈佛结缘：白璧德与艾略特的师生关系
1906年，T. S.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欧文·白璧德是他的授业恩师。得益于白璧德的教诲，艾略特以一种追求和怀疑、吸收和抛弃并存的双重姿态，汲取着白璧德的学术思想，并通过兼收并蓄的方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哲学观。
白璧德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1865年，白璧德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其曾祖父毕业于哈佛大学，祖父毕业于耶鲁大学，两人都是公理教派牧师，家人秉持的敬重传统知识、宣扬古典文化的观念，自小便在白璧德心中埋下了种子。白璧德的父亲是典型的商人，其年幼就被寄居在叔叔家生活。在那里，白璧德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熏陶，也打开了他在文学道路上的大门。在叔叔的资助下，他分别在1889年和 189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古典学专业与研究生院。1894年，白璧德回到母校哈佛大学古典系任职，直至去世。白璧德一生坚定倡导人文主义，并坚持用它来抵制科学方法在文学和教育中的滥用，致力于尝试在古典与现代博弈中彰显古典文化的价值。为了说服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在哈佛大学的教务会议上，公开向校长陈述反对意见，并在1902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言辞犀利的批判性文章。20世纪初期，在西方文化经过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倡导的打破束缚、复归自然的浪漫主义冲击之后，白璧德逆潮流而动，提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过于强调“物的法则”，大大伤害了人文艺术“人的法则”，自然主义的倾向（诸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只服从“物的法则”，抛弃了美的全部含义，应加以否定。他认为文学应回到人之本源立场上来，主张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他强调恢复以“适度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以“人的法则”来反对“物的法则”。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西方新人文主义的核心主张。白璧德本人才华横溢，知识广博，他不仅在课堂上充满智慧，而且著述等身，主要代表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民主与领袖》（1924）等。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艾略特系统修读了白璧德的法国文学批评课程，并始终与白璧德、莫尔等人文主义学者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与交流。他不仅熟谙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而且在很多方面吸收并发扬了老师的这些主张，为他今后的文艺批评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艾略特发表了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作之一、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荒原》；1943年，他结集出版《四个四重奏》，于 1948年获评诺贝尔文学奖。从艾略特文章和著作来看，他仿佛一生都在跟老师白璧德对话。当然，艾略特不是所有观点都盲从白璧德，在承继老师学术思想的同时，由于他与白璧德在人文主义与宗教观认识上的差异，二人之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学术论辩。这些学术争论，虽然针锋相对，但始终没有影响两人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反而共同推动着西方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不断发展。
02
源同道合：艾略特对白璧德学说的承继
在哈佛大学结识老师白璧德时，恰是艾略特思想的一个转变期和迈向成熟的重要阶段，白璧德的大部分学术思想都对艾略特产生了持续一生的影响。正如艾略特所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最卓越的批评家之一，这位批评家在大多数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十分经常只有他一个人是正确的，这人就是欧文·白璧德教授”（《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233）。毫不夸张地说，艾略特的教育观、哲学观、传统观等思想的源泉很多都隐藏在白璧德的著作之中。
第一，承续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
白璧德长期保持着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在白壁德眼中，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都产生了决裂，这就导致了其无法自我调节的内在缺陷。白璧德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在批判卢梭的自然主义和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科学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卢梭的“返回自然”和性善论夸大了人的能力与自由，忽视了人的后期教育和培养。他指出，卢梭对人自由的过分强调，驱动个体逃离理性而走向激情，其性本善的论调则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消解道德准则存在的必要性，凭藉个体激情与想象对自由空间的拓展，个体在被赋予活力和权力的同时，也陷于发展成散漫无序状态的泥沼，并极大可能无意识地走向了失控的境地。白璧德将浪漫主义的道德建构行为称之为“将美德建立在个人感受的流沙之上”，极其缺乏可靠性和稳固性。因此，浪漫主义的道德仅仅是个“庞大的自然主义伪饰体系”（《卢梭与浪漫主义》129）。而培根的功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更是使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自信走向一种新的高度，盲从于相信科学与理性，而忽略忽视了个体品格修养，这显然是对浪漫主义的助虐。白壁德批判道，“追求自由的激动，而毫不顾及其动机或可能性，这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导致了一种堕落”（《卢梭与浪漫主义》36）。浪漫主义成为白璧德眼中造成当今社会道德缺位和失序的“祸首”。
白璧德反浪漫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艾略特。艾略特从白璧德老师那里继承了对浪漫主义的认识，并用零碎、幼稚、内在混乱等词眼来概括浪漫主义的特征。他说道，“浪漫主义努力构建另一种道德——卢梭、拜伦、歌德、爱伦·坡都是道德家。但是他们却缺乏充足的连贯性，不仅仅是因为卢梭理论的基础是腐烂的，其结构也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Eliot, The Lesson of Baudelaire 306）。1917 年，艾略特在其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公开批判浪漫主义个人至上的观点，并主张“非个人化”理论，强调“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逃避；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逃避”（11）的观点，成为艾略特衡量其他诗歌与理论的标准。1928 年，艾略特在写给格立厄生教授的信中谈到，他支持白璧德对浪漫主义批判，并强调“我是一直追寻着他的脚步”（Eliot and Haffenden 4:300）。当然，艾略特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也不是绝对的、静止的，反而其现代主义诗学以及怀旧的特征中一定程度体现出对浪漫主义的继承。
第二，沿袭白璧德对道德和古典主义问题的关注。
白璧德主张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强调区分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一个对人类富有同情心，对未来的进步具有信心，也情愿为进步这种伟大事业做贡献的人，不应被称作人文主义者，而应当是人道主义者，他所信奉的信条也即是人道主义。新人文主义重视道德的力量，白璧德认为道德建构十分必要，针锋相对地提出善恶二元论，为道德的意义提供起点和营造内在需求，同时又借用古典主义作为反击浪漫主义。
艾略特信奉“原罪说”，认为人性存在“恶”，“原罪”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罪过，人甫一出生就是上帝面前的罪人，这也是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万恶之源，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消解这一罪恶，唯有依靠上帝的救赎。这与白璧德的善恶二元论观念一致，都强调了人性恶的一面，两人在对待道德和古典主义的态度也是一致的。白璧德试图从遥远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佛教和儒家思想）中寻找可供借鉴的道德经验，但矛盾的是，被称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白璧德却在民族交流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偏激。他说道，“历史已经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民族之间与个体之间一样可以互相屈尊接触，他们彼此间的联系不会导致斯塔尔夫人梦想的那种理想美德的交流，而是罪恶的交流”（《法国现代批评大师》18）。艾略特虽然继承了白璧德的观点，但是并没有狭隘地看待人类的文明交流，也没有把人性恶的观点随意扩张和升级。
艾略特出生在一个“唯一神教”的家庭，而唯一神教在正统宗教眼中无疑不入流。当艾略特考入哈佛大学后，他对这种家庭宗教逐渐丧失了信心。他开始接触佛教，并对佛教的一些主张推崇备至。而他生活环境又处在基督教当中，这一切都让他焦虑，一方面，催生他对家庭信仰的宗教开始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又促使他去探寻何为宗教的本质。这种困惑使他渴望传统信念和道德秩序。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艾略特对无序与混乱发自内心厌恶，同时对秩序充满渴望。正是因为这样，驱使他对白璧德的思想萌发出极大的兴趣。
艾略特认为，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才可能建立一种有秩序的艺术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具有理性思想和艺术规律的古典主义艺术当中。这显然与老师白璧德认为“浪漫主义牺牲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精神节制”的观点相契合。二人都推崇古典主义，肯定亚里士多德把“人”分解成了两面（一是冲动和欲望的自我，二是控制的、约束的自我）的阐释。白璧德将这种“对限制和均衡的坚持”视为古典主义精神的本质，同时又基于此，提出“内在控制、约束”的概念，大致是指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于个体身上的精神法则，用来抑制人性的欲望、冲动等阴暗的元素。白璧德说道，“或许生活中的其他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归结到没有控制住人体内的那种向外越来越多地攫取东西的渴望”（《卢梭与浪漫主义》116）。
第三，主张白璧德对教育实用化趋势的看法。
白璧德所处的时代，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逐渐盛行。在这些新兴力量的冲击下，大学培养目标开始转向于如何促进学生与社会和经济需求的契合，教育的受众也越来越广泛。面对大学的文化阵地逐渐被侵蚀，作为精英主义教育的捍卫者，白壁德忧虑不已。白壁德认为，“许多在现代世界促成物质性联合的力量往往同时易于导致精神上的隔绝”，大学的人文特质也已经愈发淡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65）。这种现象，从艾略特写给其母亲的信中也可感知。艾略特在信中批评“选课制”，表示后悔未坚持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对诸多新知识的学习深入不够，他认为这种靠心血来潮选择课程的方式“对那些头脑最为活跃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Eliot and Haffenden 4:345）。
白璧德认为，造成大学教育出现如此境况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杜威强调儿童天生就有一种服务的欲望，并提倡学校“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儿童），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28）。杜威的主张引发了白璧德的批判。白璧德在《民主与领导》书中斥责道，“我们一直放任杜威教授之类的人去影响我们的教育，那么教育最后就会整个演化成国家的灾难，我们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从真正的人文教育的角度来看，也会随着这类所谓理想的推进面临着变成一个巨大的呼呼急转的毫无功用的机器”（Babbitt 313）。为阻止那时人文教育式微的颓势，白璧德积极倡导古典文学教学，并推崇运用一种联系的方式来实施古典研究。白壁德指出，若古典文学教学可与中世纪和现代文学连接，无疑会“获得一些全新的兴趣点和实在的效用”，而若现代教学与古典融合起来，则会“马上获得深度和严肃性”（《文学与美国的大学》74）。
在传统教育观和精英主义教育思想方面，艾略特承袭了白璧德的衣钵，也公开指出当前教育导向存在问题，他强调，教育不是为了帮助个人获得智慧和提升，而是要么是为了谋生，要么是“为闲暇而教育”。二人的教育立场无疑折射出当时美国现代教育思潮与传统教育思想之间的博弈，这些激烈的冲突直接促进了美国教育体系不断修正和完善。
03
师生论道：艾略特与白璧德之间的学术争论
白璧德开创的新人文主义是美国批判人文传统中最早、也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它在批判现代社会各种极端自然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批评界的激烈攻击。在众多批评中，最为中肯，也最具建设性的来自弟子艾略特。艾略特曾这样自我画像，“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成员”（Eliot 79）。这一概括清晰地反映了他与老师白璧德的异同之处。
艾略特和白璧德的学术争论主要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艾略特是虔诚的基督教众。他出生在美国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大家庭，其祖父是一位美国早期清教徒，建立了第一个唯一神教教堂，并帮助创立了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公共学校等公共机构，被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誉为“西部的圣人”。祖父秉承的宗教信仰，无疑熏染着艾略特。艾略特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义是西方文化的根基，而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的白璧德，则坚定地认为文化超越宗教，但在阐述其宗教观又时常有矛盾之处，比如，他赞同并坚持认为“人文主义”无法取代“真正的宗教”，但又认为“人文主义”具有“宗教之外的有效性”。
在艾略特眼中，白璧德所谓的人文主义将人文主义视为继宗教之后的另一信仰，有取代宗教之嫌，这在艾略特内心深处是万不可接受和强烈抵制的。
第一，在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上，艾略特批判白璧德的“反宗教”观点。在白璧德看来，“宗教”的定义意蕴有二：一为“历史形态的宗教”，二为“真正的宗教”。“历史形态的宗教”类同现实中的天主教，作为一种“教条的、天启式的宗教”不可避免的与固定的“教义”和“机构”（比如“教会”）相联系，它的本质：需要自身信仰与现实世界绝对分开，上帝被视作最高理念或实体的。对于这一层面的宗教，白璧德坚定反对，却与艾略特所推崇的宗教观极为相似。另一个层面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它的本质：人的“普通自我”必须服从“更高的”或“神性的”自我，只有上升到这种内在的制约，才可获得和平与安宁，这与白璧德所秉持的两种法则紧密联系。可以看出，白璧德内心推崇的宗教，其实是根植于他的人文主义的本质诉求而来的，其“普通自我”服从于“更高自我”与他人文主义中的“内在制约”的主张高度契合。
艾略特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传统且热烈。在他认识观里，上帝是绝对存在，基督教是唯一有效的宗教，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指导。他强调，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完整的，人文主义自然也与宗教密切相关。因此，当白璧德在《民主与领袖》书中阐述不会采取宗教立场时，艾略特直截了当反对，认为反宗教的信仰是不成立的，社会不能没有宗教，人文主义更不能没有宗教。“宗教并不诉诸一个人的行为，而是要打动他的灵魂”（《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266）。
第二，在对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确定上，艾略特批判白璧德“人文主义是要替代宗教”的观点。在艾略特看来，白璧德是主张人文主义是要取代宗教的。艾略特指出，“白璧德先生在他的这本书中却从头到尾随处都十分明确地表示出他不能采取宗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不能接受任何教条或启示，他还明确地表示人文主义是宗教的替代物”（《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232）。对此，艾略特严重反对白璧德的论调，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物是另一物的替代品”（Eliot, The Search for Moral Sanction 449），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自身的价值。艾略特在对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进行批判时，采取拆解式的驳斥方式，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否定。艾略特说：
白璧德先生是一位文化传统和持续性坚定的卫护者，凭着他广博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一定知道基督教是我们种族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历史事实，人文主义和宗教一点也不相同：人文主义是时隐时现的，而基督教却是延续不断的。我们不必去设想，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欧洲各民族的发展可能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不必设想一个相等于事实上存在的基督教传统的幻想的人文主义传统。（《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261）
艾略特阐明自己关于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
照我看来，人文主义总是在宗教强盛的时候才是最兴旺；如果你发现一些发宗教的人文主义例子，或一些虽不反宗教、但至少反对当地区和当时代的宗教信仰，那么这一种人文主义纯粹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从未找到任何东西替代被它破坏了的东西。当然，任何宗教都永远有僵化成仅仅留下宗教仪式和习惯的东西的危险，尽管仪式和习惯对宗教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感情的觉醒和新生的虔诚，或者依靠具有批判力的理性，宗教才能复兴。具有批判力的理性可能就是人文主义所能起的作用。但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人文主义所起的作用，虽然必要，但终究是次要的。你不可能把人文主义本身变成一种宗教。（《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264—265）
宗教与人文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如何把握好分寸，宗教的力量不是靠僵化的仪式，需要人文主义中的感情的觉醒和批判的理性，当然，人文主义不能替代宗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艾略特作为白璧德的学生，与老师的观点不同，当时也引发了包括白璧德等在内的人的误解。对此，艾略特在《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一文中做了进一步说明：“我自己开始时曾是白璧德先生的门徒，我的确感到我没有抛弃我认为是他的教导中任何积极有用的东西，因此我没有资格‘攻击’人文主义。相反地，我关心的是如何指出人文主义的弱点，以便先发制人，保卫人文主义，以免某些它的真正的敌人利用它的弱点来向它进攻。人文主义可能具有——而且已经具有了——巨大的价值：但是人文主义必须在为时尚不过晚的时候受到批评”（《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274）。可见，艾略特所担心的是，真理被推向极致也会变成谬论。
艾略特还详细地分项列出了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功能与被一些狂热者强加在人文主义身上的功能的差别：
（一）人文主义的功能不是为了提供教条或哲学理论。由于人文主义是一般文化，它和哲学基础无关，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少于它和常识之间的关系。当人文主义前进到要求对事物下定义的地步，它就变成不同于它自己的东西。（二）人文主义导致宽容、信仰自由、不偏不倚和明智、稳健。它和狂热、盲信势不两立。（三）没有宽容、信仰自由和明智，世界不能前进；同样，没有狭隘、偏执和狂热，世界就能前进。（四）人文主义的职责不在于驳弃任何东西。它的职责在于劝说，这种劝说是根据它的不能定为公式的有关文化和判断力的原则进行的。例如，它不推翻像行为主义那一类谬论的各种理由：它靠审美力、靠由文化培养出来的感受力而起作用。人文主义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人文主义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批判，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的批判，都是十分必要的〔……〕（五）人文主义不可能关于哲学或神学提出一些明确的理论。充其量，它只能用最宽容的精神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特殊的哲学或宗教是有文化素养呢，还是没有文化素养？（六）有一种类型的人，我们称他为人文主义者。对他来说，人文主义就够用了。这种类型很可贵。（七）人文主义之所以可贵是由于（a）本身的原因：由于“纯粹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愿树立起人文主义作为哲学和宗教的代用品，以及由于（b）辅助的原因：由于人文主义能够在建立于具体信仰基础上的积极文化中起作为一种调解和纠正因素的作用。（八）最后，人文主义只对少数的个人有效。这些个人是文化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由于他们赞成一个共同的纲领或宣言。这样一群“精神贵族”没有使那些“世袭贵族”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 284—286）
这八点主张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对人文主义的重新界定：人文主义是针对少数人文主义者的非教条的，开明、宽容和明智的，以文化为依托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出，艾略特的定义体现出“开明、宽容”，这两个词的表层蕴意与人文主义推崇的排他性相对，隐喻人文主义的责任并非要批驳一切，而更为深层蕴意则要表达人文主义只有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方可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很显然，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艾略特试图在人文主义的信条和纪律与基督教的同情和宽容之间寻求一个可能的平衡点，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看来颇有新意，也颇具前瞻性。
艾略特曾受到恩师白璧德思想的极大影响，后期却又著文批判白璧德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学说，甚至毫不避讳地公开批评老师的人文主义宗教观，但二人的学术交锋，事实上并没有妨碍二人之间师生感情，他始终对白璧德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从未否认恩师对自己的敦敦教诲，及其对自身思想体系形成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艾略特也在自己关于人文主义的批评文章中，开篇就解释自己并非存在攻击任何人的意图，以免老师白璧德误解。艾略特对白璧德的敬意和赞美也从未因为观点的交锋而有所消减。艾略特在1929年写给弗兰克·麦凯克伦（Frank McEachran）的信中，就曾表达了这份深厚的师生之情：“许多年前我曾经是白璧德的学生，尽管我现在与他有过论争，但是我仍然十分感激他。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有思想的人之一”（Eliot and Haffenden 4:445）。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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